江南体育官网清朝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，徽州府歙县昌溪乡一位名叫吴炽甫的年轻人，从父亲手中接过一个茶庄，开始了他贩卖茶叶的历程。从这年开始到民国十年（1921年），他用账本记录下了一笔笔生意进出账。市档案馆通过民间征集的方式，从收藏者手中将这套账本收集进馆，共计177本。今天，我们在这些账本上，不仅能够看到吴炽甫经营的茶叶帝国是如何渐渐壮大的，也能看到清末徽州茶商的发展之路。
黄山市档案馆保存着堆积成册的徽商账本，这些账本由毛边纸装订而成，其中毛笔记录着每个商号的一笔笔收支记录，并盖有每个商户的印戳。这177本徽州茶商账本，是黄山市档案馆近期从一位收藏家手中征集而来。入馆时，部分账单因虫吃鼠咬已经残破不堪。
这177本徽州茶商账本记录的时间跨越56年，最早开始于清同治五年，最晚到民国十年（1921年），分属于不同的十几个商号。但这些商号的共同老板，都是一位名叫吴炽甫的徽州茶商。
在古代徽州，徽商大都从事四大主业：盐、典当、茶、木材。其中，茶叶这一行因为徽州独特的地理优势，让产自皖南山区的茶叶成为当时徽州享誉全国的商品，徽州茶商也大都富可敌国，而吴炽甫也是清代末年徽州最具有代表性的茶商。
这套账本完整地记录了吴炽甫经营茶叶生意的路线、商号名称、日常收支，也记录了他如何从老百姓手中将茶叶收过来，加工后再卖出去，赚取巨额差价，通过渐渐的资本积累，最终成为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的过程。整个账本时间跨越吴炽甫经商生涯的56年，可谓一部系统的徽州茶商发展史。
作为177本账本主人的吴炽甫，是歙县昌溪乡人。吴炽甫的家族，早在清中后期，就已经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徽商家族。此前，吴炽甫的远祖在北京经营茶叶生意，又兼顾日用百货，生意已经做得很大。
吴家的茶叶生意名气之大，甚至以“吴茶”一词来专指。当时在徽州地区，曾经广泛流传着一句俗语：“吴茶周漆潘酱园。”这句俗语说的就是徽州特色商业的代表，其中的“吴茶”，便指的是吴炽甫和他的祖辈们，用茶叶构建起的庞大的商业帝国。
当吴氏家族传到父亲吴亦炜这一代时，已拥有一定资产，吴氏家族也成为歙县南部的首富。当时，吴亦炜的茶叶生意以京都为基地，向全国各地辐射，产业遍及北京、武汉、扬州、福州等地，在张家口设有吴德祥茶庄，在河北宣化设有吴德裕茶庄，在北京西单设有吴恒瑞、吴祥瑞茶庄。
1866年，吴炽甫18岁，当时吴亦炜家中有5个儿子，作为长子的吴炽甫分得一处名叫“吴恒瑞”的茶庄。随后，吴炽甫凭借着这个茶庄起家，继承了父业，走上了茶叶经营的道路。而吴亦炜也没有想到，此后的几十年里，吴炽甫会凭借着自己过人的商业智慧，将吴家的茶叶产业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据《歙县志》等史料记载，从清同治五年开始，吴炽甫不断拓展业务，在全国各地逐步形成茶叶收购、加工、批发、销售一条龙经营。同时，他在各主要产茶区设立茶号收购茶叶，其中在徽州设有“吴介号”“泰昌发”等，收购黄山毛峰、屯绿等徽州名茶。这177本账本中，就有不少是“吴介号”“泰昌发”的收、发货的账单。
在这些已经残缺不全的账本中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：账本中不仅笔迹龙飞凤舞，而且还运用了不少“内行话”，如果用现代汉语的意思理解，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写什么。比如，记录茶叶的收购价格时，账单上就用了“元茶、副元茶、亨茶、水前茶”等术语。
其实这些账本上记载的都是徽商们的秘密语言，一般人看不懂。当这些账本征集至黄山市档案馆后，为了弄清账本上的文字意思，专门请来黄山市、歙县本土民俗专家、语言专家、历史学家对这些账本上的记录进行解读。发现“元茶、副元茶、亨茶”是当时记录者用《易经》中的一段文字“元亨利贞”的排列顺序，为茶叶的质量进行排序。即首次采摘的茶叶为元茶，采摘日期差一两天，就会被排为亨茶……如果不熟悉《易经》的人，很难知道这些茶叶的品质排序，而水前茶则是当时歙县人对现在常说的清明雨前茶的称呼。至于账本中存在的大量歙县方言江南，特别是收支银钱时所用的动词，只有熟悉歙县本地方言的人才能够看懂。
歙县方言很多词汇都是独特的，如果是一个外乡人，或者是本乡人对徽州茶商行业没有深入的研究，即使有机会拿起这个账本翻看，也根本看不懂账本上在记录些什么，或者看到的只是错误的信息。档案部门研究后认为，这些账本在记录时之所以如此“不通文理”，是出于保密考虑：徽商常年在外地经商，商业机密的保护也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现实。由于徽州地区方言自古以来保持着独特性，非本地人根本无法理解，徽商们便借助这一特点，创造了他们独有的“商业密码”。
尽管这177本账本字迹潦草，加上运用大量方言“密码”记录，但从歙县的“吴介号”茶庄的账单中，还是可以算出当年收购茶叶的价格，再参照出售成品茶叶的价格，便可算出当年吴氏家族贩运茶叶时获得的利润。
在宣统三年“吴介号”茶庄出货账单中，记录了当时茶庄从茶农手中分别收购零散茶叶的价格。其中一位茶农卖出元茶四两，茶庄付大洋九分；另一位农民卖出副元茶九两，茶庄支付大洋三分。如此算来，从茶农手中收购的新茶，即使是品相最好的元茶，也只是在每斤大洋两角左右，副元茶的价格则在四分钱左右一斤。
在另一本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位于歙县的“吴介号”茶庄出货账单中，记录了当时吴氏茶叶产业中一个茶庄一天的出货价格。其中三月的一天，“吴介号”卖出元茶二十斤，收入大洋二十元零七角，折合每斤元茶的价格为大洋一元；到了民国七年，同样是这个茶庄，出售的账目中显示，当时售出副元茶一千零十七斤，得现大洋四百八十四元，平均下来，当年每斤副元茶的价格折合现大洋四角八分左右。这样算来，新鲜的茶叶从农民手中收购，出售时价格被翻了五到十倍左右，如果抛去加工时茶叶水分蒸发重量的损失，利润也十分可观。
如果说不同时期茶叶收购与出售的价格对比不能说明问题，那另一本民国元年，位于歙县的“吴介号”三月十八日的总流水账，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茶庄一天究竟能够收支多少钱。那一天，该号收大洋三百元，小洋一百四十角，另外还有铜钱一千文，此外还有收兑洋十角。而这一天的支出则为大洋二百零一十三元，小洋十九角，铜钱七十九文，并在最后注明这些支出为收茶所用。可以看出，位于歙县的一个小分号茶庄，仅仅是一天时间，就有约一百块大洋的净利润。
在茶叶加工、贩卖过程中，还需考虑到人工成本。但在这些账本上显示，在清末民初，劳动力的成本极为便宜，相对于动辄数百元现大洋的售茶款来说，这笔钱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在“吴介号”的记录中，记载了从樟村茶场雇佣工人的账目。由于歙县樟村茶山位于该县南部山区，山中的鲜茶从山上采摘后，需要雇佣杂工将茶叶挑往茶厂加工，随后分拣等级、炒制、晾晒。在宣统三年歙县“吴介号”茶庄账单记录中，记录了给每个工人发一个记录工时的竹牌，工种分为杂工、粗工江南、捡工等工种。
但在记录中，这些工人的工资却始终不高。其中一天，一位肩夫挑了十个来回，才得到三百三十二文的工钱，再加上茶叶加工时，粗工、杂工、捡工的支出八百四十三文的工钱，按照当时的币值，这里一天支付给工人的工钱，按照铜钱和银元的兑换，仅仅只是一块现大洋的价格。
正是由于这丰厚的利润，吴炽甫的茶叶生意越做越大，很快他利用茶叶生意，在全国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。在这177本账本中，不乏有位于京城的商号“恒瑞”“介号京庄”“源成”等商号的名称，在账单的背后，还记录了雇佣工人的情况，仅仅是京城的“源成”一个商号就雇佣了50多人。
根据《歙县志》等史料记载，到了光绪、宣统年间，吴炽甫的生意已经遍布京城等北方城市。除了“吴介号”茶庄在北京城开设的分店外，主要的茶叶店号还有北京西单北大街“恒瑞”“存瑞”茶庄，东四北大街“星聚”茶庄，西四北大街“源成”商号，菜市口大街“德润”茶庄，地安门外“肇祥”商号。此外在河北张家口还设有“德祥”、宣化设有“德裕”等商号。
随后，在茶叶生意上赚得大笔资金的吴炽甫，又出资10万两白银，到湖北经营房地产生意。他在汉口的福像里、太和里和松荫里，购置了三处房产，并且雇佣了四个人在那里收租。紧接着胃口越来越大的吴炽甫，又在汉口办起了牙刷厂和百货公司，进军工商业。
到了民国初年，吴炽甫又涉足了另一个高利润行业，他在扬州开设“协和”和“利通”两家盐行，经营起了一本万利的盐业生意。到了上世纪20年代，在吴炽甫去世的前夕，他一手打造的吴家商业帝国的资产已经约200万银元，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民族资本家。据《歙县志》记载，吴炽甫发达后江南，并没有忘记家乡，他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，曾捐4000银元重修家乡的昌溪石桥，又资助昌溪复兴小学，还在昌溪置田地100亩，以地租资助族内穷人。